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_行业新闻_常州机床展|常州机器人展|常州工博会|常州制博会|名大会展欢迎您

导语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中国将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

从制造业的角度，如何认识新时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在高水平开放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对于这些问题，中制智库对相关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如下梳理。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对外开放要往前走，避免倒退；全球价值链研究非常重要、很有价值，但需要进一步深入。

主张世界贸易投资和开放格局要向前推进。通过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地推进落实RCEP，积极地推进对外开放。

全球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对对外开放形成一定的负能量，但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取决于我们。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是中国要更加对外开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

现在美国拉着西方结成同盟、共同进行管制，有可能又逼着贸易体制向团伙状况发展。有很多其它国家明确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但是也面临着选择困难。我们要先想好这个问题，看看这个趋势是怎么演变的。

现在全球价值链已全面融合，形成了难以分割的状态。各国通过实现比较优势，发挥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些国家试图分割价值链，或者供应链，但总体上而言，还是观点各异。

要重视长期的竞争力，不同的贸易体制，最后体现的不是一时一事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从长远来看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看它如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其它主要目标结合得更好。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讲，跨国公司可以看做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力量，使得全球生产格局、价值链、对外开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到现在，很多舆论都在打击跨国公司，甚至美国试图把跨国公司召回美国生产，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动向。

真正对价值链挑战更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领域涉及很多服务，是互联网上提供的各种服务，无论是从海关统计、服务贸易统计，还是从外汇统计，都很难核算清楚，因为大量的服务不收费。现在对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处理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办法还不多。这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对价值链研究的冲击。

易小准

世界贸易组织前副总干事

商务部原副部长

分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成功经验”，加入WTO促使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定位”。

成功地进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取得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加入WTO本身就意味着你一定要开放，加入的30多个成员也都做了同样的开放，它们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速度，按照统计看一般来说要比老成员快。但是为什么中国会比其它的新加入方发展的更快更好？这个问题是世界上一个难解之谜。

无论从哪个视角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进步都产生了深刻和全面的积极影响。

在十几年以前，当时社会上曾经就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有过一场很大的争论。当时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里面所处的分工环节通常是产业链末端的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行业，虽然我们可以赚到一点小钱，但是会把中国的产业长期固化在最底层，没法实现产业的升级……但是之后发生的情况和他们担心的恰恰相反，全球价值链成为了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提高产业竞争力重要的润滑剂。在全球价值链技术溢出的效应之下，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地提升，在中国实现的增加值和制造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在逐年提高……事实证明，中国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的。

当前因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原来运行良好的全球价值链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在国际上引发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安全与效率如何再平衡的讨论……全球价值链正在呈现短链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深刻背景之下，学界要抓紧研究中国的对策，以及中国未来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

新冠疫情大流行确实暴露了目前全球价值链所存在的一些脆弱性，但是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供应链供应来源的适当多元化来增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减缓突发疫情或者类似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强行要求供应链回归本土是违背经济逻辑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不会增加价值链的安全，只会增加本国的生产和贸易成本。

在这一轮全球价值链大重组的浪潮中，中国应该坚定不移的把握住对外开放的大方向，通过持续开放降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成本，把中国继续打造成世界贸易和生产成本的洼地，让跨国公司继续把它们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生产链留在中国。中国也应当沿着过去二三十年走过的成功路径，牢牢的嵌在全球价值链之内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

江小涓

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院长

要想适应数字全球化的趋势、一定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全球产业全链深度分工。我们在科研、创新、制造、服务、头部企业等方面都有独特竞争力，在数字全球化中有许多机遇与挑战。

对于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可以总结为：

第一，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降低，收益显著提升，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产业分工的新一轮红利出现，而且这个红利比较持久和广泛，推动力量也很强大。

第二，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更加开放，连接更多的资源和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样才能提升数字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以中国的体量和位势，可以成为数字时代国际经贸环境的重要塑造者，产生日益突出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高水平开放，为我们自己也为世界创造数字时代的良好国际环境。

高宇宁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

全球价值链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增速会低于全球GDP的增速的原因是由于越是复杂的、多次跨境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在整个货物贸易统计核算体系中会被进行重复计算的次数就越多。因此，在出现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下行速度会更加的快于GDP的下行速度。全球的货物贸易在2001-2017年间出现了一定的增速停滞或者低于全球GDP的增速的现象。这个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制造业产品的分工是有一定极限的，但是由于有新的数字贸易的出现，会帮助全球价值链贸易突破制造业的分工极限，推动新型的贸易形式出现。

他认为对于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的理解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是虚实双层，供需双侧和内外双向的“双循环”。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要素收入获得与生产环节分离，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相应的贸易或国际收支的治理体系。

第二，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将是收入视角下贸易投资的一体的体系。将来不仅要从制造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待全球价值链，还要从无形资产、数字平台、知识产权等生产以外的部分来看待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

陈德铭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商务部原部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会长

从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演进趋势来看。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正在经历重塑，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

一是在空间布局上，短链的区域化分工更加明显。由于多边贸易体制无所作为，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兴起，全球生产分工趋向于区域化发展。全球生产网络已形成亚、美、欧三大区域中心。

二是在分工布局上，本土化多元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全球价值链逐步转向本地化，表现出链条收缩和“内化”趋势。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推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趋向本地化。

三是在影响因素上，非传统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缺乏治理的负面效应日益受到关注，科技、气候、传统文化、地缘政治乃至民族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对各国正常的经贸往来施加更多影响，也给全球价值链的演进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从数字经济和技术将引领全球化趋势来看。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跨越国界、连接万物，推动全球化不可逆地继续前行，催生一系列数字经济新变化。

一是拓展了全球化视角的深度和广度。数字技术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界发展。

二是引发了很多深刻的产业变革。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无人驾驶、量子计算和通信、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相继实现产业化。

三是催生出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移动支付、跨境电商等业态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智慧医疗、数字体育、协同办公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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